上一篇提到新生公園內部規劃上的疏失。這裡我們要直接探究新生公園的改變，以及這背後隱藏的重重問題。
有些人可能對於我們上次的評論相當不以為然，既使裡頭人煙罕見，新生公園綠油油的草坪和光鮮亮麗的磁磚沒有呈現破敗的跡象，下面的停車場也有人使用，顯然秀泰的維護還算盡心。既然維護的好仍乏人問津，這顯得問題似乎是在公園本身，而非秀泰與規劃者。但這些意見似乎忽略了，不是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加點裝置藝術就是公園，如果沒有讓人群活動的空間，這些東西只不過是乏人問津的裝飾庭園。
回顧歷史，公園是一種19世紀才出現的現代城市公共空間。在這之前，城市內綠地的存在僅有兩種形式，一是供貴族們社交與嬉戲的大型園林，一是供平民餵養牲畜或打獵的牧草地。但公園的出現融合了經濟與社會兩種用途。它有平整的草坪讓人在此休息和從事戶外活動，因此創造出人群，進而餵養附近的攤販與小市集。但最重要的是，公園衍伸出新的功能：它開放給所有人舉行公民活動。在公園誕生地的英國，公園通常是政治演說的地點與新思想的溫床，著名的海德堡公園的肥皂箱是人們發表意見的地方，聽眾則聚集在草坪上聽演講，把新的思維散播出去，這促成政黨政治、婦女投票權與勞工權益的誕生，為人類的生活作出巨大的貢獻。
但是在台灣，過去傳統把公共財當國家私有物的價值觀使然，導致公園的草坪被當成不可碰觸的禁忌。草坪上活動被當成一種「沒公德心」的事情，這嚴重到只要有人走在草坪上便會被經過的人檢舉，草坪上也刻意只種植裝飾性植物，卻不設置任何讓人停留的設施，導致一般人見到草坪便下意識地繞道閃避。這種社會禁忌也成為威權政治驅趕人群的手段。如台灣大學校門的校園廣場曾是戒嚴時期的黨外聚集場所，於是校方刻意把廣場改為草坪花園，讓人無法聚集。
這種反民主的習慣，理應在今天的台灣逐漸消失，被新的公園文化取代。可是在新生公園的規劃中，刻意用樹木和停車場入口圍住草坪外圍，內部則不設置座椅和不讓走道穿過，讓佔公園主要面積的草坪成為不可觸碰的空間。比較被秀泰接手之前，新生公園曾扮演臺東社會運動的推手。它位在市區的中心使這裡成為很好的集會場所，從反美麗灣到反核廢料，經常作為遊行的起點或主要聚會處。那麼，今天用規劃手段讓公園荒廢，不免讓人懷疑是威權時代的思維在台東重現。
進一步而言，市區內最重要的公園卻被商業集團圈下來當成自家庭院使用，台東縣政府應負起最大的責任。雖然秀泰是有盈利責任的企業，但縣府以極優惠的代價將公共土地交付使用下，絕對有監督上的義務秀泰影城要在最低程度上承擔起公共的責任，這樣做其實也不會妨礙其商業行為，甚至有助於提升品牌的商譽。以鄰近的誠品書店為例，一家商業書店來台東後承擔起台東故事館的經營責任，這反而讓台東誠品成為台東事實上的文化中心，在今日一片「反誠品」的聲浪中反而得到地方人士的普遍支持。如果縣府在引進秀泰時稍微用點心，要求在影城上安排播放台灣非商業片的展廳或電影藝文活動空間，將新生公園設置為讓人活動的開放空間，今天的台東秀泰影城不會是這個樣子，今天的新生公園也不會像個暮園，只是荒蕪一片的草坪。
總歸而論，新生公園的荒蕪是一個政治失能的縮影。除了秀泰影城外行的規劃管理成了一場視覺災難外，我們更應該直指核心，去看這事件的背後，縣政府輕易把一塊公共綠地拱手讓給私營的秀泰影城，對其經營管理上的荒腔走板的行徑不聞不問的失職行為。很顯然，這表示台東縣政府這個臺東境內最大的權力機構不僅把公有土地當私產，任其被私人資本侵吞，也缺乏應有的都市規劃常識，任由其經由少數利益者蹂躪。如果公園的問題任由其惡化下去，把電影城當作競選政績大肆宣傳的台東縣長黃健庭與身為交大建築系教授的副縣長張基義應對此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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